科技犯罪检察队伍无先例探索

/2021-04-08/
原标题:科技犯罪检察团队没有先例的探索许丹团队“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原来都是偷手机的案子,现在都是把手机偷来,进行支付宝、微信操作,偷APP里面存的钱和数据。... ...

原标题:科技犯罪起诉团队无先例探索

徐丹团队

“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原来是偷手机的案子。现在他们在偷手机,在进行支付宝和微信操作,在偷APP里存的钱和数据。”问及科技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区别,徐丹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现任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院科技犯罪检察组组长。

该团队成立于2016年,徐丹是首批移交的检察官。作为一个见证互联网时代开启的80岁老人,对互联网非常感兴趣,是网络游戏的粉丝,也是“a站”“哔哩哔哩”的资深用户。因为熟悉互联网,之前在其他案件中也处理过很多计算机犯罪案件。

这是中国最早的科技犯罪检察队伍之一。这和海淀区的特点有关。海淀区有很多高科技企业和大学,也有很多高智商犯罪的人,科技犯罪的数量相对较高。自成立以来,该小组的四名检察官每年处理70至80起案件,包括计算机犯罪、电信欺诈、互联网金融犯罪等。

徐丹在2005年第一次处理科技犯罪案件。那时,黑客犯罪还没有普遍侵入普通人的生活。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员工用“键盘bug”记录了其他同事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然后获取了一些不该由他获取的数据。现在,徐丹面临着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犯罪,这些犯罪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2005年,中国网民数量刚刚超过1亿,今年这个数字是8.5亿。近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犯罪日益智能化和多样化,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和依赖急剧增加,使得科技犯罪日益激烈。“以前从网上弄一点用户名和密码,现在从网上什么都能弄。”

数据权利、公民隐私等问题给国家法治带来了巨大挑战。2017年,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案件大量爆发,随后各种非法获取数据的案件不断出现。徐丹回顾了近几年的科技犯罪,越来越觉得2016年组队非常及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上层权威)肯定觉得前线会有这样的情况,(组队)是提前布局...如果没有专门处理它的团队,它就无法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科技犯罪检察队伍不仅是指处理此类案件的人员,还意味着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专业分析工具、信息库、办案方法和专业外部支持系统的建设。它的建立,是在司法体制改革专业化的背景下,以日益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对科技犯罪的有力反击。

徐丹团队讨论

“不要低估罪犯

创造力和想象力。"

传统的重构过去侦查的观念已经不适用于高科技犯罪。这里更重要的是对技术的理解和对电子证据的掌握。徐丹无奈地说:“永远不要低估罪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对犯罪技术手段的研究往往超出了我们一般所能想象的范围。”

科技犯罪检察队伍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团队中部分检察官助理有计算机和互联网背景,部分还专门学过会计,取得了CPA(注册会计师)证书。雷柏是著名的“网络名人”检察官。他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向公众讲解法律,提醒大家警惕电信诈骗;公诉人朱伟所在的办案机构是“博士团队”,她和助手都是博士学位;纪景玲,检察官,在科技犯罪检察队伍中长大。她于2017年被助理检察官选为检察官。

团队成员需要对新事物和科技前沿保持敏锐的感觉。你无法预测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冲突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案例的导火索。当一些新概念和网络热点出现时,也要警惕是否会出现新情况。在比特币进入公众视野之前,科技犯罪起诉团队邀请专业的“大款圈大佬”传授区块链知识,“我们就知道会出事”,为后来处理比特币相关案件奠定了基础。这种专业训练在团队中非常频繁,检察官向程序员求教,以打击技术犯罪。

很多情况下,只要有电子数据,科技犯罪的过程都是可以追溯的。游戏是在隐藏、销毁、搜索和恢复电子数据的过程中产生的。例如,在该团队一直关注的电信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会使用“伪基站”(一种可以冒充运营商通信基站并将用户手机号码“踢出”正常通信网络并连接到伪基站的电子设备)。起初,他们只需要直接提取设备中记录的传输次数,并对罪犯进行指控。后来,犯罪分子升级了他们的设备,并停止记录交货数量,因此检察官需要通过计算机识别背景数据库文件。几个成功案例后,再次升级“伪基站”设备,关机后删除后台数据。此时,通信服务提供商需要合作,通过服务器和技术手段跟踪和恢复数据。科技犯罪团伙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可以不断“集中精力研究”技术手段。科技犯罪检察队伍也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应对新的犯罪。

肯尼亚一起跨境涉台电信诈骗案见证了整个团队从成立到成熟的过程。案件审查逮捕时团队刚刚成立,二审宣判时是2018年。与此同时,该团队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比如利用电子数据对受害者进行验证和比对,在当时的案件中是比较新颖的,因为数据量太大,这也是北京科技信息中心在海淀所提供专业同步辅助检查的首例。此外,本案还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担任专业咨询委员会,并与国家互联网安全中心等专业管理部门建立了合作机制,引进专家协助证人出庭,最终将40名犯罪分子全部绳之以法。

这起案件也让团队成员感受到了打击科技犯罪案件的难度落殿金融网。“虽然逮捕了一大批人,但在犯罪组织的框架内,这些被捕的嫌疑人都是想当的人。最大的领导人藏在国外,由远程指挥。有时候连这些人的身份都很难弄清楚。”

通过互联网,用传统思维很难估计犯罪的辐射范围。不仅罪犯容易隐藏,受害者也具有数量多、分布广的特点。有时候,如果你想让一个案件达到刑事案件终结时可以确定的证据标准,就需要检察官亲自联系被害人,掌握对方欺骗的证据和原始资料。团队的检察官经常需要出差。采访的前一天,徐丹刚刚出差回来,前一周,雷柏刚刚和警方抓获了两名从深圳攻击ddos的黑客。在办理特殊项目和重大疑难案件时,检察官工作繁忙,经常住在办公室。但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充满了斗志。“如果你真的喜欢办案,你会发现这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世界。”

徐丹在法庭上

“没有先例可循”

与新的犯罪手段相比,在法律上模糊甚至空白。许多概念在法律上没有严格明确的定义,而一些犯罪在定罪量刑上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

"我们的情况,许多新概念,没有先例可循."徐丹和他的团队在处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时,首先遇到了手机号码的定性问题。一些罪犯通过互联网销售窃取公民信息的程序。购买后,下一级罪犯在自己的网站上植入程序,获取访问网站的用户的手机号码,并有针对性地骚扰他们。当时的司法解释中对公民信息有详细的定义,其中包括电话号码,但没有与姓名等身份信息链接的手机号码可以视为公民个人信息?毕竟,如果你有耐心一个一个地尝试,你也可以得到这些数字。但是,现实中没有犹豫的余地。如果这个案子最后不能成立,这种犯罪会更加猖獗。科技犯罪检察组与法律专家教授对此进行了讨论,从公众的角度进行了验证和审视,最终在争议的压力下做出法律判决,批准逮捕。

另外,第三方支付的性质,移动支付平台透支消费的法律性质等。,都需要判断。这些新情况要求科技犯罪检察队伍具备特别扎实的法律基础,不断关注和学习法律前沿知识。近年来,国家频繁发布新领域的司法解释、指导意见和会议纪要。2003年徐丹刚参加工作时,《一体刑法》只有400页,现在最新版有850页。

长期在法律前沿探索,团队成员养成了准确的职业敏感度。去年,负责徐丹的张组织了MBA和研究生考试作弊案件。案件处理时,国家关于组织考试作弊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徐丹和他的团队通过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国家立法为什么要对这种犯罪进行规制?这是什么程度的犯罪?入罪标准是什么,如何评价法院会支持你的意见?整个案件涉及很多人。如何区分每个人的刑事责任?”调查组根据法学理论和办案经验,界定了主犯和从犯、入罪标准和上下标准。后来在宣判之前,国家刚刚发布了司法解释,徐丹的思路和标准与司法解释基本一致。

这条开创先例的道路是艰难的,但幸运的是,它并不孤单。位于海淀区的高校法学院和法学家在法学理论上给予了坚实的智力支持。当遇到未经处理的科技犯罪技术手段时,“海淀网友”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在海淀,不缺程序员。各互联网公司都有大量的互联网安全技术人员。”徐丹经常带领团队去互联网公司宣传网络安全,也咨询他们的程序员,解决很多技术问题。

科技犯罪起诉团队就像一个枢纽,将内部的专业力量与高校、企业的社会力量融合在一起,以面对现代科技发展中的反优势,为涉及到每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的战斗增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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