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持牌金融机构孕育创新风口

/2019-12-10/
原标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持牌金融机构孕育创新风口[摘要]2019年全球市值排名前10名的公司中,科技公司占据6席,市值均超过4900亿美元,而十... ...

原标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持牌金融机构孕育创新风口

[摘要] 2019年全球市值排名前10名的公司中,科技公司占据6席,市值均超过4900亿美元,而十年前还是传统石油类公司埃克森美孚与中国石油的天下。

时代周报记者 杨佳欣 发自北京

当下,科技发展带来的市场价值已不容小觑,在市场龙头位置的竞争上,传统产业正在“让位”给科技企业。

2019年全球市值排名前10名的公司中,科技公司占据6席,市值均超过4900亿美元,而十年前还是传统石油类公司埃克森美孚与中国石油的天下。

如今,这两家公司均早已跌出榜单前10,取而代之的是科技公司苹果与微软轮流坐庄争当榜首,长达8年之久。

科技的价值被市场不断认证,传统金融机构拥抱科技的积极性不断被激发。

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实际采纳率为64%,而在2015年还仅为16%。

无论是市值变化,还是人们的消费方式上,科技以及发展而来的金融科技已经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一次洗牌。

人人可见的先进生产力已经出现,投资者如何抓住这一风口?中国传统金融体系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日前,时代周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CFT50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

他全面分析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现状,并对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风口作出详细解释和展望。

金融科技如何定义?

金融科技是一种技术、渠道还是商业模式?

从事传统银行业、证券业以及新兴互金业的不同从业者,都带着自己的行业属性对金融科技作出不同的解释。

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2016年的定义,金融科技(FinTech)是指新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

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BCBS)的分类,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市场设施等都在金融科技的范围之内。

在杨涛看来:“理解金融科技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应该从业务功能方面入手,分别探讨不同要素的金融和技术特征,进而明确其风险及监管应对。”

那么,如何衡量一家企业是否为金融科技企业?

杨涛给出七大参考指标:

一是具有新型技术优势,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新技术层面有基础技术研发能力;

二是技术人员在总雇员中占比至少达到一半;

三是在新技术应用场景方面有突破;

四是线上业务占绝对比重,全业务链条中应用新技术程度较高;

五是收入结构由产品销售型模式逐渐转为提供技术服务、平台服务型外包业务;

六是在内部管理、控制、组织架构等方面,自动化与科技化程度较高;

七是企业文化,体现出创新性、敏捷性,而又能保障效率、安全、合规的平衡。

持牌与非持牌将加速分化

2019年,中国金融科技行业持续洗牌。

P2P网贷行业加速换道,在严监管形势下去“P2P化”已成趋势。截至10月末,全国在线运营机构有427家,较去年末降低60%,借贷余额下降50%,出借人数下降55%。

此外,大数据平台整治引发的蝴蝶效应已经显现,现金贷市场开始收缩,在36%的利率红线下,越来越多的现金贷公司转型助贷平台。

但同时,中国顶层对金融科技创新的态度依然高度认可。

今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首个金融科技发展三年规划《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明确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金融科技战略部署与安全应用。

这已成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内在需要和重要选择。

杨涛预测,银行、证券、保险等持牌金融机构将逐渐通过类似备案思路确定创新边界;大型科技公司将逐渐按照类似金融控股集团等持牌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和约束;纯技术企业将在其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过程中,通过对持牌金融机构的备案式管理,间接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互联网金融类组织将逐渐退出市场,转型做持牌金融机构或技术企业。

中国金融科技“去伪存真”,下一个风口何在?

杨涛认为,持牌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将会越来越强。

“就未来创新风口来看,更多会落到持牌金融机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中。持牌金融机构之所以要有效地利用新技术,不在于对原有的模式带来巨大的颠覆,而是在边际上进一步改良不同层面—组织层面、产品层面、服务层面各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改善内在的体制来进行挖潜改造。”杨涛表示。

金融科技创新向左走,向右走?

全球金融科技进入全球角力阶段,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是主角之一。

毕马威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100强榜单中,入榜国家数量2016年为22个,2018年上升至36个。另据毕马威今年发布的《2019年Fintech100》全球金融科技公司百强名单显示,中国成为入围前十名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全球金融科技浪潮之中,中国已成为领航者之一,”杨涛坦言,但其中依然有部分“泡沫”因素。

杨涛指出,目前,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科技应用面与预想相差甚远,中国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资本驱动、电商经济扩张、监管宽容等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其中不乏短期因素。

“中国金融科技创新正面临‘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择。”杨涛指出,中国的金融科技需激发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是真正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对金融活动的正效应;二是完善金融制度规则,使之更公开、透明、高效、安全、便捷、共赢。

站在全球高度审视中国金融科技市场,阿里、腾讯、京东等科技企业在各赛道上高度渗透,各大赛道头部分化几乎已经完成,广阔的海外市场成为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杨涛指出,中国需要以建立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来推进金融国际化。

从操作层面来看,首先是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并举。

杨涛认为,金融国际化是一个双向过程,其中内向国际化强调的是“引进来”和对外开放;外向国际化则强调“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

就前者来看,过去更加侧重“面”上的对外开放,将来应该更着眼于通过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现“以点带面”的发展思路。

其次,是在政府和市场的两个层面同步推进。

在杨涛看来,近年来,金融国际化战略更多是由政策层所推动,将来政府应该把重心放到适应于国际化的制度保障、跨境风险传染与控制等方面,给予市场主体以国际化探索的空间和动力。

最后,是建立以人才导向为重要突破口的新型国际化。

杨涛指出,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高端金融人才是一种稀缺资源,吸引更多具有国际金融从业经验的人才回流国内,才能在传统国际金融体系中实现 “错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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